西湖杂诗 之三

　　《相见欢·落花如梦凄迷》是一首“闺怨词”，词中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闺阁之中怀春思人的情形。

　　上阕写春天即将过去，曾经在枝头上绚烂地绽放过的花朵，这时已经凋零，看着枝头残花，花瓣在风中翩翩飞舞，少女觉得自己恍如梦中，但是这场梦带着淡淡的凄清迷惘。纳兰通过写麝香慢慢燃尽，来暗指时间的推移，结合下一句“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”，可知这位闺中女子看着园内纷飞的落红，一直到傍晚时分。夕阳西下加上韶华即逝，本就没有积极向上的气象，加上少女心中思念无限，愁绪更是强烈。从“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”的“又”字可知少女已经不止一次在夕阳西下之中凝望落花飘零，也可知她心中愁思点点的情况亦不止一次地出现过，这种愁日复一日地在暮春的夕阳中积累着，变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长，说不清也道不明。

　　下阕的第一句，纳兰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用直接抒情的方法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呈现出了一个愁容满面，倦于打扮，消瘦憔悴的女子的形象。为了来排遣心中无限的忧愁，少女便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她在闲来无事之时就教自己的鹦鹉来吟诵情郎为自己写下的情诗。虽然此举可以暂时化解女子心中的愁苦，但是在教完鹦鹉念诗之后，留下的则是更多的空虚和无奈。曾经的那些诗是他亲口念给自己听的，而如今，念诗的有情人却变成了一只不解风情的鹦鹉，让人感叹心酸。

　　这首词写得极为含蓄，甚至纳兰连词中的主人公是谁都没有直接告诉读者。整首词仿佛是许许多多破碎的画面，需要读者在心中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细细品读，还不难发现纳兰在作词时确实颇为用心，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六个字之间，他分别运用了环境描写、心理描写以及动作描写，笔笔细腻生动，形象传神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江北之山，蜿蜒磅礴，连亘数州，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，皆在吾县。县治枕山而起，其外林壑幽深，多有园林池沼之胜。出郭循山之麓，而西北之间，群山逶逦，溪水潆洄，其中有径焉，樵者之所往来。数折而入，行二三里，水之隈，山之奥，岩石之间，茂树之下，有屋数楹，是为潘氏之墅。余褰裳而入，清池湫其前，高台峙其左，古木环其宅。于是升高而望，平畴苍莽，远山回合，风含松问，响起水上。噫!此羁穷之人，遁世远举之土，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，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。

　　夫科目之贵久矣，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，中于膏盲，人于肺腑，群然求出于是，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。其失者，未必其皆不才；其得者，未必其皆才也。上之人患之，于是博搜遍采，以及山林布衣之士，而士又有他途，捷得者往往至大官。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，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。有司者，好恶与人殊，往往几得而复失。一旦弃去，专精覃思，尽究百家之书，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，世莫不知有先生。间者求贤之令屡下，士之得者多矣，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，混迹于田夫野老，方且乐而终身，此岂徒然也哉？

　　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，方浮沉世俗之中，未克遂意，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，乃为记之。

　　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，颂扬隐居山林，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——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。思想内容十分可取，艺术手法独具亘色。

　　文章分为三段，首段记游写景，中段议论抒情，最后统括全篇，卒章显志。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，实为桐文讲究“义法”之范文。文章“因声求气”，造句上以四言为主，杂以三，五、七言，既有古歌行韵味，又有韩柳遗风，音律俱佳，字句传神。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，文笔清新优美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开头两句：“江北之山......多有园林池沼之胜。”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，有如登高鸟瞰，全景尽收眼底。接着避虚就实，去粗取精，细描木崖住宅环境，如“出郭循山之麓......是为潘氏之墅。”如此由表及里，精雕细刻，还嫌语不惊人，又“升高而望”，用远景烘托渲染，如“平畴苍莽，远山回合，风含松间，响起水上。”近于泼墨。翘首远望，景色错落，十分开阔壮观；侧耳静听，风啸水吼，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，奔鹃澎湃，可听，可感，可见。至此，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。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《乐论》中说：“不全不粹不胜美。”看来，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。他在描写河墅时，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，又去粗取精，经过锤炼、提高、集中，更典型，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，难爱是很大的。“全”和“粹”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。只远望求“全”，不近观颐“粹”，是自然主义，只讲“粹”而不反映“全”，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。

　　《河墅记》的写作，求全而不失粹，确切地说，是概“全”以精“粹”。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，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，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“龙图”，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，然而全貌宛然可见。戴氏把握“全”与“粹”的关系如此之娴熟，自然得益于桐文的“义法”之说。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：“就文之整体言之，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，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。就文之局部而言之，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，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，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”。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，产生于南北朝，鼎盛于唐宋，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，模山范水，体物图貌，技巧很高，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，风雅倜傥之作，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，求淡描点画之奇功，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，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、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。潘先生应试不第后，从科场回到山庄，托怀玄胜，远咏老庄，过上清淡、闲适、幽雅的生活，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，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。在他看来，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，“与其有誉于前，孰若无毁于其后；与其有乐于身，孰若无忧于其心”。既然科场失意，弃绝了入仕的念头，“结庐在入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有何不好。

　　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，情绪激昂，气势恣纵，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，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。如“夫科目之贵久矣，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，中于膏盲，人于肺腑”，寥寥数笔，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；而“犹然山泽之瘤，混迹于田夫野老，方且乐而终身”，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。“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，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。”持论公允，爱憎分明，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，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，深化了自己的思想。

　　最后“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，方浮沉世俗之中，未克遂意”，升华了文章的主旨。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，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，历岁逾时而不罢手，单就这点精神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衰柳白门湾，潮打城还。小长干接大长干。歌板酒旗零落尽，剩有渔竿。
秋草六朝寒，花雨空坛。更无人处一凭栏。燕子斜阳来又去，如此江山。

　　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。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。白门、石头城、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，只今却空有渔翁的钓竿，呈现出一派萧瑟、冷落，对比鲜明，不胜今昔之感。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，笔法极其飘忽，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，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，融情于景，情景交融。全词辞采清丽自然，声律和谐宛转，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，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。

 　　词的上片一开头，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，让人们看到的是“衰柳”，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。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，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，作者非常敏锐地从“衰柳”上，从冷潮中，感到了苍凉冷落，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，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。

　　接着，作者举目远眺：“小长干接大长干。歌板酒旗零落尽，剩有渔竿。”放眼望去，小巷大街依旧，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，以至子听不到了；酒帘子稀稀疏疏，以至于看不见了，只有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。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、铺面、人烟，而以“歌板酒旗”来点染。看上去，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，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，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。朱彝尊把“歌板酒旗”集中起来，先之以“零落”来描写，继之以“尽”字来述说：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，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，手法多么简炼、自然。

　　词的下片以“秋草”起笔，点出了时序，这也与上片的“衰柳”遥相呼应，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。作者由眼前所见，回溯金陵的往昔。“六朝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，就像那“秋草”一样枯萎了。“六朝寒”，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，一个“寒”字，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，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。写雨花台而着一“空”字，进而又写“空”到了“更无人”的地步。这就是说，此时此地，除了自己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。然而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，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。

　　接下去，一笔陡转，在“斜阳”里倏地飞来了“燕子”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，觉得似乎有了生机。然而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“来又去”了。看来，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，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，何况是人呢。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。最后，作者以“如此江山”直抒胸臆，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。

　　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，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，全篇意境深远浑厚，情思忧戚缠绵。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，又是整体抒情，景含情深，情以景出。笔力遒劲而醇雅，化用前人旧句，自然和谐，殊不见斧凿痕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康熙五十一年三月，余在刑部狱，见死而由窦出者，日四三人。有洪洞令杜君者，作而言曰：“此疫作也。今天时顺正，死者尚稀，往岁多至日数十人。”余叩所以。杜君曰：“是疾易传染，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。而狱中为老监者四，监五室，禁卒居中央，牖其前以通明，屋极有窗以达气。旁四室则无之，而系囚常二百余。每薄暮下管键，矢溺皆闭其中，与饮食之气相薄，又隆冬，贫者席地而卧，春气动，鲜不疫矣。狱中成法，质明启钥，方夜中，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，无可旋避，此所以染者众也。又可怪者，大盗积贼，杀人重囚，气杰旺，染此者十不一二，或随有瘳，其骈死，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。”余曰：“京师有京兆狱，有五城御史司坊，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？”杜君曰：“迩年狱讼，情稍重，京兆、五城即不敢专决；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，皆归刑部；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、狱官、禁卒，皆利系者之多，少有连，必多方钩致。苟入狱，不问罪之有无，必械手足，置老监，俾困苦不可忍，然后导以取保，出居于外，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，而官与吏剖分焉。中家以上，皆竭资取保；其次‘求脱械居监外板屋，费亦数十金；惟极贫无依，则械系不稍宽，为标准以警其余。或同系，情罪重者，反出在外，而轻者、无罪者罹其毒。积忧愤，寝食违节，及病，又无医药，故往往至死。”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，同于往圣。每质狱词，必于死中求其生，而无辜者乃至此。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：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，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，别置一所以羁之，手足毋械。所全活可数计哉？或曰：“狱旧有室五，名曰现监，讼而未结正者居之。傥举旧典，可小补也。杜君曰：“上推恩，凡职官居板屋。今贫者转系老监，而大盗有居板屋者。此中可细诘哉！不若别置一所，为拔本塞源之道也。”余同系朱翁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，遘疫死，皆不应重罚。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，左右邻械系入老监，号呼达旦。余感焉，以杜君言泛讯之，众言同，于是乎书。

　　凡死刑狱上，行刑者先俟于门外，使其党入索财物，名曰“斯罗”。富者就其戚属，贫则面语之。其极刑，曰：“顺我，即先刺心；否则，四肢解尽，心犹不死。”其绞缢，曰：“顺我，始缢即气绝；否则，三缢加别械，然后得死。”唯大辟无可要，然犹质其首。用此，富者赂数十百金，贫亦罄衣装；绝无有者，则治之如所言。主缚者亦然，不如所欲，缚时即先折筋骨。每岁大决，勾者十四三，留者十六七，皆缚至西市待命。其伤于缚者，即幸留，病数月乃瘳，或竟成痼疾。余尝就老胥而问焉：“彼于刑者、缚者，非相仇也，期有得耳；果无有，终亦稍宽之，非仁术乎？”曰：“是立法以警其余，且惩后也；不如此，则人有幸心。”主梏扑者亦然。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：一人予三十金，骨微伤，病间月；一人倍之，伤肤，兼旬愈；一人六倍，即夕行步如平常。或叩之曰：“罪人有无不均，既各有得，何必更以多寡为差？”曰：“无差，谁为多与者？”孟子曰：“术不可不慎。”信夫！

　　部中老胥，家藏伪章，文书下行直省，多潜易之，增减要语，奉行者莫辨也。其上闻及移关诸部，犹未敢然。功令：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，止主谋一二人立决；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。狱词上，中有立决者，行刑人先俟于门外。命下，遂缚以出，不羁晷刻。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，法应立决，狱具矣，胥某谓曰：“予我千金，吾生若。”叩其术，曰：“是无难，别具本章，狱词无易，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，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。”其同事者曰：“是可欺死者，而不能欺主谳者，倘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矣。”胥某笑曰：“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，而主谳者亦各罢去。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，则吾辈终无死道也。”竟行之，案末二人立决。主者口呿舌挢，终不敢诘。余在狱，犹见某姓，狱中人群指曰：“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。”胥某一夕暴卒，众皆以为冥谪云。

　　凡杀人，狱词无谋、故者，经秋审入矜疑，即免死。吏因以巧法。有郭四者，凡四杀人，复以矜疑减等，随遇赦。将出，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。或叩以往事，一一详述之，意色扬扬，若自矜诩。噫！渫恶吏忍于鬻狱，无责也；而道之不明，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，而不求其情，其枉民也亦甚矣哉！

　　奸民久于狱，与胥卒表里，颇有奇羡。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，每岁致数百金。康熙四十八年，以赦出。居数月，漠然无所事。其乡人有杀人者，因代承之。盖以律非故杀，必久系，终无死法也。五十一年，复援赦减等谪戍，叹曰：“吾不得复入此矣！”故例：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。时方冬停遣，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，至再三，不得所请，怅然而出。

　　“杂记”，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，因事立义，记述见闻。该文是“杂记”名篇，材料繁富，错综复杂，人物众多，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，“杂”而有序，散中见整，中心突出。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“义法”来衡量，繁富的材料就是“义”，即“言之有物”；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“法”，即“言之有序”。文章记狱中事实，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，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。

　　全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。第一段，自开头至“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”，写刑部狱中瘟疫流行情景，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；第二段，自“余日”至“于是乎书”，写刑部狱中系囚之多的原因，揭露刑部狱官吏诈取钱财的罪恶；第三段，自“凡死刑狱上”至“信夫”，写行刑者、主缚者、主梏扑者心狠手辣，揭穿刑部狱敲诈勒索的黑幕；第四段，自“部中老胥”至“人皆以为冥谪云”，写胥吏放纵主犯，残害无辜，主谳者不敢追究，揭露清代司法机构的黑暗与腐败；第五段，自“凡杀人”至结尾，写胥吏狱卒与罪犯奸徒勾结舞弊，揭露刑部狱成了杀人犯寻欢作乐牟取钱财的场所。

　　文中主要揭露了以下事实：

　　一、狱吏与狱卒的工资收入微薄。

　　狱吏每年只有工食银六两，按当时一般平民生活标准只够四口之家一个月所用。这还是在册的狱吏，而不在册的就更低了，他们虽然收入这么低，但大多还通过各种关系，打通种种关节要来县衙当差（狱吏一般是违法进来的，没有通过科举考试，无法保证文化素质）。他们主要是靠山吃山。

　　二、狱中瘟疫流行，死者相枕藉。

　　到了夜间，死了的和活着的人脚碰头而躺着，无法转动，这样一来，瘟疫越传染越多。犯案多次的大盗贼、杀人重囚，生命力旺盛，而且因有心理准备，心态平稳，很难被传染。那些接踵并肩而死亡的，“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”，都是因轻罪被囚的以及被牵连、被捉来当证人的那些没有犯法的人。被牵连、被捉来当证人的的人是冤屈的，又加之担心家里的亲人，精神已经崩溃，免疫力快速下降，发生瘟疫，最容易被传染。

　　三、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勒索与贪赃枉法。

　　为了增加敲诈钱财对象，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，把与案件稍有牵连、沾点边的人统统抓进来，“不问罪之有无，必械手足，置老监，俾困苦不可忍，然后导以取保”。他们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折磨得“呼号达旦”无法忍受，接着诱劝倾家荡产交纳大笔保证金，一交来他们就私分，接着对贫穷无钱取保的人加倍折磨，以此警告不愿掏钱的人。结果是“情罪重者反出在外，而轻者、无罪者罹其毒，积忧愤，寝食违节，及病，又无医药，故往往致死”。罪魁祸首只要有钱取保，反而逍遥狱外，而众多涉案者和证人却被活活折磨死了。

　　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，犯人同是被捆绑，如果没钱贿赂，他们就在捆绑时把筋骨折断，甚至造成终身残废。同是遭受板子、夹棍刑讯，但因贿赂钱数差别大，造成伤害的后果差别就也非常大：“一人予三十金，骨微伤，病间月；一人倍之，伤肤，兼旬愈；一人六倍，即夕行步如平常。”因此，文中表现了老百姓“屈死不告状”的心态。

　　四、对死刑犯进行偷梁换柱。

　　最让作者震惊的是，只要肯掏大价钱，狱吏们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。有狱吏对判死罪的贪官说：“给我千金，我让你活！”贪官问：“你用什么办法让我活？狱吏说：这事不难！在判决书封奏之前，我把同案犯中没有亲戚家人的单身汉的名字和你换换位置！”贪官问：“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？”狱吏说：“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，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，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，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，暗暗叫苦而不敢声张，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。”狱吏与狱卒们胡作非为，他们暴虐成性的嚣张气焰，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。

　　方苞通过自己在刑部狱中的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，把狱吏与狱卒的残酷无情、暴虐成性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，揭露了天子脚下的刑部狱的种种黑幕，百姓的横遭逮捕、冤死狱中，以及狱吏的敲诈勒索、受贿枉法、草菅人命等事实，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司法机构的腐败与恐怖。